张军：让人担心的就是，银行在评估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时，会考虑道德风险，会认为这个债务最终会由政府来买单，会由中央政府来托底。中国整个投融资系统最核心的问题，就是不能假设最终政府会买单。现在民众去买理财产品，也是假设买国有银行渠道的理财公司会刚性兑付，不知风险要部分自我承担。这个道德风险必须去掉，而这一轮的金融改革恐怕就是要打破这个神话。今年年初中城公司30亿元的信托兑付危机，据说最终政府没有出手，据说就有这方面的考量。

　　南都：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这套已经运转了近17年的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？

　　张军：经济要发展，土地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。而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在地方政府手中。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，增值税分成，高效使用土地双方皆得利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激励兼容。而中国有近3000个县，各地竞相发展经济，竞争激烈，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升迁考核又与地方经济增长挂钩。所以，各地县市之间都在想着如何盘活土地资源，高效配置，产生更高的租值。

　　过去近20年，地方政府补偿征地，平整好土地后，以此作抵押向银行融资，并配套建设好管线道理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出售给开发商。有了盈利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滚动开发。这是一套很高效的城市化模式，城市扩展很快，民众居住条件改善飞速。

　　但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一劳永逸的，都会随着条件的变而变。城投公司的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拆迁征地补偿的成本低，现在经过20年的发展看，这个条件不具备了。而且很多地方可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。当政府平整好土地批租的收入不足以弥补拆迁补偿的成本时，这套模式就玩不下去了。我的判断是，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接近这个阶段了。现在一些发达地区，土地财政的收入占比是快速下降，也表明了这点。而在中西部一些不发达的县市，这套模式还是可用的。这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带给中国的独特之处。

　　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乐观的理由

　　南都：是你最早指出李克强的经济学不是通缩经济学而是结构经济学，影响很大。后被国外的投行总结为不刺激、去杠杆和调结构。为什么本届政府会形成以调结构为主的思路？

　　张军：这是一个好问题。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学界的共识。经济学界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这个可从与中国经济增长类似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历程上，观察到一些相似之处。任何一个经济体，高速增长的时间都不是永续的。在什么时候会减速，中国是不是到了一个减速期，这就要看中国经济的人均G D P和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。经验上的一个大数统计是，当人均G D P达到发达国家一半的水平时，经济增速会换挡，当然这不是绝对的。

　　经济增长由生产率决定。随着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缩小，学习效应递减，经济的增速会下来。当然学界现在有争论，就是未来10年，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多高，有的悲观，有的乐观。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，认为还是在7%-8%之间。有的悲观的可能认为会在5%以下。接下来经济增速会下滑这种共识会影响本届政府的思路。

　　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换挡期的概念，潜台词也是认为会出现两个高低不平的增长阶段，中国经济会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。未来几年，中国经济可能都处于这种换挡期。转换就意味着产业的升级，意味着结构的调整。原来的一些低附加值、高污染的企业可能要迁移，或被淘汰。产业升级过程中，人力资本、研发、管理、市场开拓能力等能否跟上，现在还看不清，因为这是要与欧美日生厂商的需求市场展开直接竞争了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　　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承载力出现了拐点。过去高速增长时期，使用的资源、能源多，污染也多。去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雾霾天气是个重要的信号。虽然污染是各国发展必经的阶段，但雾霾的出现，标示中国要进入治理阶段了。治理也意味着要调整产业结构。

　　南都：你为什么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如此乐观？

　　张军：一是中国经济一直在发展增长的轨道上，没有脱轨；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，人均G D P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，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，民众的知识更新还很快；三是中国与当年的东亚经济增长有比较类似的体制。政府把经济增长当做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石，这是东亚成功转型国家或地区很独特的一种政治思维。经济增长优先于社会和政治转型。这种思维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，再谈政治转型会是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内生出现的现象。而且，经济发展需要很好的秩序，但秩序并不容易建立起来，所以，先不能乱了秩序，不然经济不能发展。像南亚、拉美等国，把这个顺序倒过来，为了经济增长，而先进行政治转型，往往就失去了应有的秩序。没有秩序的体制是很可怕的，经济发展步履艰难。所以，我认为，东亚的不同就在这个方面。

　　南都：回头来看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6年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以总结？这些经验构成的知识，构成的因果关系现在还在不在？能否对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启示或借鉴？

　　张军：现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或转型成功的经验，个人认为还是有点早。中国当然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包括刚才讲到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的排序选择上。但另一点，也是我有时在想的一个问题是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崛起是非同一般的。通常一个后发国家可能在某一个产业上，比如韩国是电子、日本是电器和汽车，但中国市场规模大，在制造业的每一个链条，每一个区段上都参与了全球化，参与了全球分工，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有什么含义要深入研究。中国经济不增长，对全球经济来说当然是灾难，中国经济增速太快，也会造成全球很多国家的恐慌。如此全面参与全球分工，中国收益巨大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中国受到的冲击最小，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中国的制造和产品越来越依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