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除极少数超大城市，全面放开落户限制。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，更大释放内需潜力。

　　会议明确，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，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。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，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、技术工人、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。国务院已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，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，抓紧制定细则，使有别于以往各类暂住证、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，让他们尽早在居住地享有义务教育、就业、医疗、法律援助等多项基本公共服务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根据教育部2014年6月发布的《2014年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新政策》，高校毕业生在省会及以下城市就业，可以凭毕业证、报到证(针对应届生)、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等文件就办理落户手续。从允许高校毕业生在省会及以下城市落户，到允许他们在“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”的所有城市中落户，这是看得见的政策拓宽与突破。

　　什么是超大城市?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》，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，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;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为中等城市;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为大城市;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为特大城市;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。(以上包括本数，以下不包括本数)。

　　那么，哪些城市是超大城市?目前来说，每年住建部出版的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》是对各大城市城区人口最接近准确的统计。根据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》的数据，有4个城市超过了1000多万，分别是上海、北京、广州和深圳，这四个城市也刚好是目前的四大一线城市。

　　目前，超大城市的的“大城市病”已经非常严重，交通拥挤、雾霾等现象都与中国的超大城市化密不可分。迫于资源约束等现实压力，一线城市正严格控制人口。比如上海“十三五”规划给出了四条底线，包括将常住人口不超过2500万作为长期调控目标;2020年建设用地守住3185平方公里的红线。截至2014年底，上海常住人口总数已达到2425.68万人。

　　在日前召开的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，提交代表审查的《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(草案)》显示，在统筹推进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方面，广东将严格控制广州、深圳两个超大城市人口规模，有序放宽珠海、佛山、东莞、中山市入户政策。

　　不过，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，并不意味着人口往大城市转移的趋势会发生改变。在放开户籍限制后，虽然中小城市落户十分容易，但人们往大城市走的趋势并不会太大改变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，三四线城市、中小城市缺乏好的教育、医疗、交通等公共资源，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，对人口的吸引力比较有限。

　　例如，商务人士的出行，需要有便利的交通，比如大中型的机场。在市场规律作用下，大中型机场基本分布在一二线城市。三四线城市大多没有机场，即使有也都是小机场或者支线机场，这显然不利于商务人士的出行。对企业而言，也不会随便将自己的研发、营销、设计等部门放在三四线城市。

　　一方面，像像北、上、广、深等超大城市已经到了严控城市人口规模的阶段，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对外来大学生等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二线城市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告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左右，确实出现了很多“城市病”。但很多二线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万左右，离北京、上海的距离还非常远，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也就是说，未来除了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需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外，其他城市如重庆、天津两大直辖市，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和青岛、厦门、大连、苏州、宁波等沿海明星城市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
　　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，该省户籍人口超过1亿，除了有1000多万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外，还有几千万要在本地实现就近城镇化。这其中，省城郑州将是最大的受益者，目前郑州市区只有400多万，发展空间还很大。也正是如此，郑州也成为目前房价最为坚挺的内陆城市。